重温一条河流(红色家园)

荔波境内有水曰樟江,一路奔流南下入大海。他也是一条河流,他和他那个姓水的民族一样,被真理牢牢地吸引着走出荔波县城,踏过崎岖山道,挣脱崇山峻岭,义无反顾地奔向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由大山走向大海的传奇扯开了序幕……

像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他被叫作了水家,仿佛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水是他的大名,是他的符号,也是他的修辞。

我出生在他们中间,一直长至十四岁,看惯了他们的服饰,却听不懂他们的水话,学不会他们的水歌。我曾经离他们是如此近,一次次地与他们相逢在路上和场间,并肩看露天电影,坐在同一间教室朝夕相处。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晒着同样的太阳,头顶同样的星空,我却走不进他们散落在群山褶皱中的故乡,他们花朵似的隐秘盛开的心灵……

他身穿大襟无领宽袖的“水家布”蓝色长衫,长条青布包头,脚蹬元宝盖青布鞋;他讲一口水话,写一手水书,唱永远唱不完的水歌。新年初一的卯日,他和很多同龄男女一起爬上宽敞平坦的峁坡顶,在四下里吆喝嬉笑声中,他找到自己唱对歌的姑娘,坐在青青草地上,撑开油布花伞遮住脸开始对歌,他们即景随编随唱,优美深情的歌声攀上了十万座高高的山头,绕住了十万朵缠绵的白云,都唱开了彼此的心扉,也将其他男女比了下去,静悄悄的山坡上只有他们的歌声像并蒂莲一样绽放和萦绕。他们成婚了,生下一个个儿女,他教书来她织布,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小屋里漾满笑声与歌声。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像蒙旦初和高煌那样的先生,在偏僻闭塞的贵州荔波县城,他们都曾言传身教地引导他做人与治学。

上述这些都是我按照水族的生活习俗做出的合理想象。还有,如果不是生在苦难动荡、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或是一位卓越的老师。

事实上,我遍寻岁月的角落,只觅到他身穿一件灰白大褂,两条浓黑的卧蚕眉,一双坚定刚毅的眸子,根根黑发蓬勃挺立如戟。我手上有一张他与同学们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合影,站在前排的他就是这样的装束和表情,所不同的是,别人都双手交叠或垂手肃立,唯有他将双臂环抱在胸前,目光炯炯地正视前方,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态。他最终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至死都无妻无子,死后由他的叔父买了一口棺材,将其安葬于济南千佛山下的贵州义地。

他就是邓恩铭,中国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而在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他是唯一的来自西部偏远山区、唯一的少数民族、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我寻访过邓恩铭的出生地水浦村。汽车出荔波县城,一路驶向东北,穿行在苍莽群山之中,约走四十里,水族聚居的水浦村便在眼前。村寨面朝宽阔的农田坝子,背靠喀斯特葱郁青山,经年的稻草垛面目黧黑地点缀其间。邓家祖居老宅饱经百余年风雨,至今仍在,只是显得破旧沧桑。这是一座两坡悬山青瓦顶木结构杆栏式两层民居,楼上住人,楼下是禽畜舍及杂物堆放地。1901年1月,邓恩铭呱呱坠地于此。长至四岁,他随进城谋生的父母亲迁到县城。

1917年8月,瘦弱早熟的邓恩铭肩背行囊,随婶母踏上了远赴济南投奔叔父继续求学的迢迢长旅。临行前,面对依依惜别的亲友,他吟诗言志:

门前那棵大榕树曾见证了邓恩铭的成长,他和小伙伴们围着它捉迷藏,玩累了就坐在它青筋凸露的树根上有说有笑。如今它又伸出粗壮茂盛的臂膀,挥手目送着他洒泪离开荔波,徒步登上黎明关,经环江、宜山、柳州至梧州,然后乘船经广州、香港、上海,水陆兼程辗转奔波一个多月,终于抵达济南。

只是,游子一去兮不复还,直至客死异乡,埋骨青山。八十多年了,大榕树更见苍老遒劲,却依然气根披拂,枝叶垂挂,青翠欲滴,遮天蔽日,掩隐了半条青石板路。它明亮清澈的瞳孔里依旧清晰地印着他最后的背影,满树叶子随风唤着他的乳名“老乖回家”,就像父老乡亲在为他招魂,呼唤英魂兮归来,以水族人自己的方式,却不见他转身回头……

荔波境内有水曰樟江,一路奔流南下入大海。他也是一条河流,他和他那个姓水的民族一样,被真理牢牢地吸引着走出荔波县城,踏过崎岖山道,挣脱崇山峻岭,义无反顾地奔向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由大山走向大海的传奇扯开了序幕……

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这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学生参加罢课,抵制日货。1920年秋,邓恩铭和他的亲密战友王尽美等在济南发起建立励新学会,次年春创立了济南乃至山东中国的早期组织——济南早期组织,成为国内六个中共早期组织之一。

1921年5月中旬,济南已进入夏天,一条小船仿佛没有目标地漂荡在大明湖中,船上坐着七八个人,中间是邓恩铭和王尽美,他们围绕济南早期组织建立的情况,正进行着热烈的交流和讨论。天气燠热,没有一丝风儿,岸边垂柳无精打采,亭亭新荷刚崭露头角,就像眼前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的胸中都隐隐滚动着惊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一个新时代即将分娩。

历史是如此惊人地巧合。仅仅两个多月后,同样是一艘游船,地点却换作了嘉兴的南湖,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代表济南早期组织登上这艘红船,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共同成为一个伟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一大召开时,身为学生的邓恩铭正值暑假,他接到信后迅速从青岛赶赴上海,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其他各地代表也陆续到达。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操着形形色色的口音,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准备建立一个全国的组织。在等待开会的日子里,邓恩铭足不出户,如饥似渴地阅读大会有关资料和代表们带来的各种进步书刊,逐一拜访到会代表,跟他们畅谈、交流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虚心好学,性格开朗活泼,深为代表们喜爱,大家都记住了这个操一口浓重的贵州乡音的青年。在大会发言中,他从容不迫、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展现了一个有志青年的远大抱负和坚定理想,他激动地说:“我的祖国呀,必须富强。没有道理不富强!”十五年后,同为一大代表的陈潭秋撰文回忆道:“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1921年8月1日,一大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讨论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当天下午6时许,大会胜利闭幕。起风了,游船微微晃了晃,继续乘风破浪前行,船上完成建党历史使命的摆渡人正穿过黑暗迎迓光明。邓恩铭静静地伫立在船头,风儿卷起了他长衫的下摆,他凝视着暮霭沉沉的远方,有一盏渔灯最明亮最耀眼,他的心潮激荡澎湃,久久难以平静,信口吟道:

五1922年1月,邓恩铭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列宁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苏俄当时实行每日面包分配标准,其中:红军士兵两磅,工人一点五磅,机关人员一磅,员四分之三磅,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从中看到了员应该起到的表率作用,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当年春,邓恩铭从苏俄回到山东,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山东工人运动中。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运动后,又惊又怕,极力阻挠,反复劝说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父母亲也希望他“迷途知返”,在老家给他定了亲,来信催逼他回家完婚,试图以此来阻止他继续投身革命。他清楚双亲的用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

1925年,荔波县遭遇旱灾,米价飞涨,亲人们正忍受着前所未有的饥饿。六弟来信希望大哥邓恩铭寄钱回家,帮助家里度过饥荒。已是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邓恩铭回信里尽是无奈与自责:“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这是一个人的两难抉择,一边是党的事业和纪律,一边是饥饿的慈爱双亲和同胞兄弟,他心如刀绞,肝肠寸断,还是毅然选择了前者。父母亲至死都不能理解的是,身为长子的邓恩铭独自在外谋生多年,不但没有分文寄回家,还经常向叔父借钱或当掉衣物用以补贴党的活动经费。他们哪里知道啊,自己的儿子长期无薪无俸地为党工作着,早已将全部身心交给了事业!

1927年4月,时任山东党组织重要职务的王复元在出席中共五大后,将中央委托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千元据为己有,却谎称这笔巨款在途中被窃。之后他又如法炮制多次贪污公款。早在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就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邓恩铭发现王复元的贪污行为后,依据这个通告坚决将他开除出党。事后王复元怀恨在心,竟倒向,出卖了省委机关,带领敌人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十七名同志。

六中共二大后,党中央确定“山东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工人运动”。1923年,邓恩铭在青岛创建党组织。他在写给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仁静的信中说:“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又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严酷与险恶如影随形,但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缺乐观与浪漫,他就像一位诗人,在青岛“干净的腴土”上,种植着鲜花似的诗行。他穿着一件深灰棉袍,对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深入工厂车间活动时则是一袭粗布短裤短褂,憨厚朴实的模样使他看上去完全像是一名地道的工人。在他的辛勤开拓和种植下,青岛这片“腴土”绽开了鲜花,也结出了硕果,党团组织相继建立,为开展工人运动创造了条件,他抑制不住兴奋地说:“情形好极,异常乐观!”1925年2月8日,他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工人们抬来枕木和钢轨封锁铁路线,司机熄火灭炉,各段各站一律停工,胶济铁路全线瘫痪。他又发动四方机厂工人举行罢工声援。这次罢工持续了九天,迫使铁路局和机厂答应了包括增加工资在内的复工条件。邓中夏在1930年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胶济铁路大罢工作了高度评价:“‘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1925年4月,邓恩铭再次组织领导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罢工工人达到一万八千人,掀起了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形成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领导了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了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5年11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遭到破坏,邓恩铭被捕入狱,受到残酷折磨。后因患肺结核,生命危殆,经党组织和亲属多方营救,于1926年春保外就医。他的叔父要求他以后“不得参与政事,只可悉心养病”。但他刚能走动,又到学校和工厂开展工作,随后秘密回到青岛迅速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在出席中共五大返回山东后,邓恩铭就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领导全省各地举行农民武装暴动。

1929年1月,邓恩铭被叛徒王复元出卖再次在济南被捕。在狱中他为争取改善待遇、允许阅读书报,领导难友们进行过两次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他连续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第一次是1929年4月19日晚,邓恩铭等发动员联合一批直鲁联军军官,趁上厕所之机打倒看守,抢得十几条枪后冲出监狱,旋即被赶来的追兵抓获,重新关进了监狱,只有员杨一辰一人逃出;第二次是7月21日晚饭后,在地下党的接应下,邓恩铭事先根据难友身体强弱搭配编成三个小队,用从探监的亲属那儿秘密要来的锯条打开大家的镣铐,此时大部分看守都回家了,警戒松懈,他亲自指挥第一小队乘机打倒开门的看守,其余看守慌忙拿枪,大家将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抄起棍棒猛打,趁看守们抱头捂眼乱窜时缴了他们的枪。三个小队接踵冲出监狱跑上了街,身患重病、形容枯槁的邓恩铭也由一位身体强壮的难友背着跑出。济南当局闻讯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邓恩铭等十一人因为受刑过重,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没跑多远又被抓回来打入死牢。这次共有七人越狱成功,震惊了最高当局。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再无希望了。

1931年4月5日,是邓恩铭在狱中度过的第三个清明。凌晨时分,他在屡受酷刑折磨之后,拖着罹患重病之躯,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和其他二十名员一起高唱《国际歌》,慷慨走向纬八路刑场……

就义前,他强忍病痛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永别十几年未曾相见却总在梦中相会的慈母,抒发自己对的坚定信念:

既为河流,便有长度、宽度、深度、流速和走向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走向。十三个人,十三条河流,十三道人生轨迹,十三种惊人相似或迥然不同的命运。

有的一直秉持着理想和信仰荡涤冲决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中国,如、董必武;有的在狂飙似的奔涌呼啸中生命猝然断流但精神仍在大地上化为五线谱歌唱不息,如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有的因为地壳运动陷入溶洞成为潜流却始终不改走向,如李达、李汉俊;有的曾经迷失了方向被抛出河床又一路寻找回来,如刘仁静、包惠僧;更有的屈服于寒冬的淫威因冻结而停滞,最终河床彻底干涸,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

作为一条来自大山深处的河流,参加党的一大是邓恩铭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红色印记,而这条河流的源头则可上溯至1920年他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终至1931年英勇就义,只有短短的十一年,恰是一个孩子的童年期,但这十一年他确实活得壮观而丰富。漫漫长夜,他如一根火柴,在一刹那以自己的头颅猛烈撞击黑暗,擦过天空,绽放和迸射了所有的光华与炽热。

翩翩飞舞的蝴蝶是会飞的花朵,也是水族人世代相传的民族图案。在水族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中,小小蝴蝶身上蕴藏着厚重生动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舍生忘死、救人于水火的担当和牺牲精神。邓恩铭的身上当然负载着这种“蝴蝶精神”,他沿着故乡湍急清澈的樟江,一路飞出群山,飞越大海,最后将一腔热血洒作漫天血色蝴蝶。